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解密史料
Tiananmen Square, 1989: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Edited By Jeffrey T. Richelson and Michael L. Evan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16
Published – June 1, 1999
国家安全文件存档，1999年6月1日公开。
通过 DeepL 翻译，仅进行了简单的修改。故译稿必定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以至谬误之处，恳请指正。
着重号为本人所加。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异常复杂。几年前，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发起了一个项目，以更多地了解美中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关中美关系关键方面的重要文件，尤其是是1969年至今的两国关系。通过信息自由法的申请，相关出版物的收集和档案研究，档案馆收集了15000多页关于美中两国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互动、两国的军事关系、两国发展中的经济关系以及两国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的几个问题的相关文件。
1999年6月，档案馆以缩微胶片形式公开这些非同寻常的文件，其中包括政策和研究报告、情报预测、外交电报和简报材料等，并附有详细的项目索引。命名为《中国与美国：从敌对到接触（engagement）》。这套文件是档案馆特别收藏系列的一部分，由 Chadwyck-Healey Inc. 出版，最终也将出现在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的Chadwyck-Healey 万维网中的电子存档。
这本电子简报集的亮点之一是美国政府对1989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地区对民主示威者进行军事袭击的详细描述。这本电子简报书是首次在任何媒体上公布这些文件，其中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极其重要的大量军事情势简报，以及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的许多 “今晨简报”。除了镇压本身，这些文件还包括1985年末和1986年的学生示威游行（事后看来，这些示威游行是即将发生的事件的预兆）、解放军使用武力的前奏、以及镇压后对事件及其意义的评估。
本简报由档案馆高级研究员 Jeffrey T. Richelson 和项目助理 Michael L. Evans 编写。
Jeffrey T. Richelson 博士（罗切斯特大学博士）是档案馆《中国与美国》项目的主任，以前曾指导过档案馆关于情报、太空军事用途和总统国家安全指令的项目。他是几本关于情报的书的作者，包括《间谍的世纪》（A Century of Spies: A Century of Spies: Intellig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995) 和《美国情报组织》(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Westview, 1999)，以及在各种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Michael L. Evans (乔治-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 协助研究了《中国与美国》项目、档案馆即将推出的危地马拉文献项目，并协助研究档案馆的美国间谍和情报项目。
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进行镇压，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民主化的抗议者的死亡导致了美国的制裁、高层接触的中止，以及军事技术转让的停止。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人对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6月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广场上的决定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电子简报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文件的链接。点击以下任何一个链接，即可跳转到该部分:
1-6号文件：1985-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
7-11号文件：示威活动濒临崩坏边缘
12-29号文件：镇压
30-35号文件：余波
1999年后记：天安门十年后
- 1-6号文件：1985年和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游行并不是80年代中国当局第一次面对有组织的表达不满的游行。1985年底和1986年底，北京和上海都是学生抗议活动的中心，学生们都打着 「要法律，不要专制」、「民主万岁」等标语的横幅。
在中国这个言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国家，示威者往往抓住政治上可以容忍的原因——比如反日情绪或纪念中国领导人——作为聚集在一起表达对中国政府政策的不满的工具。1号文件，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显示，1985年11月20日的中日排球比赛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可能另有一些含义。大使馆官员指出：也许 「有人想挑起事端，让当局难堪」，「广场上学生们的半节日气氛表明他们不害怕报复」。
随后的一份电报(2号文件)报告说，23名学生被怀疑是11月20日示威的 「反对派首领」，他们被逮捕。电报指出，当局「知道要找谁，因为他们潜入了示威的准备工作和示威过程中」。此外，「在上周示威前不久的一个武警设施，看起来像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第3号文件，即1985年12月底美国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几天在北京发生了两次学生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涉及到被逮捕的学生问题、解放军出现在校园内以及新疆的核试验等问题。电报评论说：「在中国发现了关于反对核试验的示威活动确实让我们震惊……。」
随后的12月，中国各城市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示威活动，这一次明确要求进行政治改革。4号文件，即1986年12月24日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报道了1986年12月23日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小型学生示威活动。电报引用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对学生们表示同情，但明确表示 「官员的容忍已经接近了极限」。随后，使馆官员在电报中指出：「在中国，政治稳定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因素。毫无疑问，如果稳定有一丝的问题，当局会反击，而且是严厉打击。」
5号文件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摘要，报告说，1987年元旦当天，数千名抗议者挤满了天安门广场，约24名「闹事者」被警察带走进行「教育和检查」。1月17日，另一份情报摘要（6号文件）报告说，著名的改革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已经辞职，显然是 「最近的学生示威游行造成的」。
这不会是胡耀邦的命运最后一次与学生示威有关。1989年4月15日他的死，被证明是引发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催化剂。这场示威游行从表达对失去一位政治人物的悲痛开始，到了4月26日，已经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需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
(四二六社论)
- 7-11号文件：示威活动濒临崩坏边缘
5月20日，中国领导层对北京市实行戒严，似乎要动用武力清场。美国官员仍然希望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峙能够和平解决，尽管文件记录远非完整，但7号文件，即5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简要记录显示，学生示威的话题确实出现在了他们的会议上。此后不久，万里中断了对美国的访问，并在5月27日公开表示赞同政府的戒严令。
在胡耀邦死后的几天里，人群继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党的强硬派领导层准备对学生和党内较有调解能力的领导层采取行动。8号文件是6月2日上午提交给国务卿的国务院情报摘要，其中指出，强硬派 「仍然无法解决领导层危机，也无法将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上午的情报摘要（9号文件）报告了双方第一次使用武力的情况——警察向聚集在天安门附近的人群发射催泪瓦斯，群众用投掷石块报复警察。
接下来的两份文件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议者动用武力后天安门的事态发展。第10号文件描述了第一波轻装上阵的士兵 「无组织的撤退」，并指出，这可能是为了「证明需要更强大的武力来重新控制天安门」。第11号文件报告了携带重装备的士兵向市中心挺进的情况，并指出，这些部队带着头盔并配备自动武器的事实 「表明武力清场的选择是真实存在的」。
- 12-29号文件：镇压
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警告华盛顿说使用武力是一种选择之后不久，它就开始报告解放军对示威者的攻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被概括在12号文件中。电报指出，部队使用自动武器，用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卡车从几个方向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电报还称，美国大使馆相信外国媒体报道的50-70人的死亡人数可能太少了。还指出，几名美国记者 「在天安门广场上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殴打。」 随着清场活动在北京慢慢展开，美国大使馆根据新闻记者、居民的叙述和使馆官员的观察，提供了近乎连续的报道。
国务卿第二天早上的情报摘要（13号文件）报告说，「在天安门广场的军事袭击中，死亡人数从180人到500人不等，还有数千人受伤。」，它还描述了 「数千名平民是如何在军车周围站住脚步或蜂拥而上。装甲运兵车被点燃，示威者用石头、瓶子和自制燃烧弹围攻军队」。
除了提供了6月4日事件的信息，这些外交电报还提供了各种戏剧性的情报。14号文件，即6月4日的一份使馆电报，报道了士兵和抗议者之间的对抗，导致了其中一些人死亡。还有军人的破坏行为，一名消息人士称，他们打破了商店、银行和其他建筑物的窗户。同一天，美国大使馆的另一份电报(15号文件)报道，除其他外，一名目睹镇压的华裔美国人称，「一名解放军士兵被殴打致死，当时他在第一辆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上，在其他等待的解放军部队的众目睽睽之下，似乎是引发了随后的枪击事件」。除了这些关于镇压的目击者的叙述外，其他电报（16号文件）还提供了解放军部队的阵地和伤亡估计。
国务卿的6月5日晨间摘要（17号文件）中，有一节题为 「血洗之后」，重点介绍了北京领导层的情势。它报告说，「军队继续向天安门广场附近地区的市民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火」。报告还指出，大量军车被毁，出现了要处决学生的威胁，学生有可能进行暴力抵抗。情报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世界范围内对大屠杀的反应，指出外国领导人一致谴责 「血腥镇压」且「不论意识形态」。
清场后，中国军队继续占领城区，不断有报道称，解放军部队之间发生了零星的枪战和交火。6月6日的国务卿晨报摘要以及6月5日-6日的使馆电报中都提出了解放军各部队之间有可能发生交火。6月5日的一份使馆电报（18号文件）报道说，解放军第27军的装甲部队 「似乎已经做好了被解放军其他部队攻击的准备」，并指出，一位 「西方武官」将6月3日的大屠杀事件主要归咎于第27军，并说第27军在清场受到阻碍时甚至杀害了其他部队的士兵。 6月6日美国国务卿的晨间摘要（19号文件）称，第27军在周六晚袭击天安门广场期间对平民犯下了最恶劣的暴行，还指出，「据报道，军方部队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 20号文件，即6月6日的一份使馆电报，提到 「军方之间不断有分裂的传言，军方单位之间也有战斗。」
与此同时，在使馆官员继续报告当地的事件时，国务院也开始着手评估镇压的政治影响。21号文件，即美国国务卿6月7日的晨间摘要，讨论了亚洲领导人对暴力事件的反应，并报道说，「有些领导人可能设想了一个结果，即把大部分暴行归咎于第27军，解除其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并解除下令对平民采取武装行动的高级官员的职务。」6月7日的摘要还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向美国使馆公寓方向开枪，22号文件（6月7日的使馆电报）更详细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它报告说，当一支解放军的车队经过大使馆官邸附近时，「听到了猛烈的自动武器射击声……使馆官员报告说，子弹打碎了建国门外使馆大院内许多公寓的窗户。」
根据6月9日国务卿的6月9日晨间简报（23号文件），「不平静的冷静」到6月8日又恢复了。其中报道了不同政见者失踪、警察在大学里的行动、戒严令，以及李鹏总理自大屠杀后首次公开露面。此后不久，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发表了题为《中国当前形势：背景与展望》（24号文件）。该文件指出，「危机的核心是邓小平接班人的权力斗争」，还进而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各种因素。
25号文件，国务卿6月10日的晨间摘要，报道了邓小平自镇压以来的首次露面，指出 「邓小平昨天的公开露面……标志着他对戒严和军方对民众的行动表示赞同。」 国务卿6月14日的晨间摘要(27号文件)报道了中国领导层在继续镇压被指称的示威活动领导人的同时，还在努力表现出团结，在国内电视新闻中描绘出政府恢复正常运作的景象。6月21日的晨报摘要（29号文件）称，已经有1500多人被捕……21名「首要通缉」的学生领袖中至少有6人被逮捕。
6月14日和第二天的《晨报摘要》都是针对天安门危机导致的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之一——美国大使馆决定在镇压后的几天内为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提供庇护。6月15日的晨报摘要（28号文件）指出，中国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表明，提供庇护代表了中美之间的重要利益冲突。中国安全部门已于6月11日对方及其妻子发出了通缉令，而当天发出的一封使馆电报（26号文件）报道说，中国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在广播中宣读了一封 「信」，指责美国政府支持叛乱分子，为「制造这种暴力的罪犯提供庇护」。
- 30-35号文件：余波
随着危机气氛逐渐淡化，美国试图对事件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并确定这些事件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和美中关系。目击者的报告（30号文件和31号文件）代表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对导致天安门广场死亡事件的简明扼要的描述，31号文件是根据使馆官员、西方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在天安门广场或附近的美国学生的目击编写的。它在导言中指出，虽然平民的伤亡人数可能没有达到一些媒体报道中的3,000人，但他们的人数肯定远远超过了官方的数字。电报的正文由三部分组成：事件简述、军事和平民伤亡的程度和原因分析、6月3日下午3时至6月4日中午不久后的事态发展年表。最后一份说明指出，「零星的杀戮至少持续到6月6日星期三。」
在镇压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中美官员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最近发生的事件将对双边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曾宣布对中国实施一揽子制裁措施，包括 「暂停所有政府间的武器销售和商业出口」，以及 「暂停美中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 32号文件是三周后发出的使馆电报，其中指出，一名军方官员提出正式申诉，「强烈抗议美国近期的军事制裁」，并取消了美军官员的计划访问。使馆官员认为这是 「对美方制裁的一种有分寸的回应」，表示该官员 「没有采取对抗性的态度，强调双方应从长远角度看待军事关系。」 两天后的6月29日，国务院准备了 「主题」(33号文件)，以支持美国副国务卿 Lawrence Eagleburger 和国家安全顾问 Brent Scowcroft ，他们将于次日启程秘密访问中国，与邓小平会面。「主题」为两位特使与邓小平的讨论提供了框架。讨论的重点是：美中关系对双方的全球战略利益、中国的 「内政」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描述美国人民 「对最近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震惊和厌恶」）、布什对中美长期关系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进一步的镇压可能对美国与中国关系产生的影响。
到了7月下旬，INR（美国国务院情报调研局）的分析师们更新了中国戒严形势，也有机会探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34号文件，即7月26日的情况报告，讨论了镇压以来的事态发展。情报研究报告（35号文件）《中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探讨了危机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并衡量了国际社会对镇压的反应。其中所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的局势将保持不稳定，「至少在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们死之前」。
Scowcroft 和 Eagleburger 于1989年12月返回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介绍了布什总统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的首脑会谈的情况，并 探讨制定一个改善两国关系「路线图」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布什——他希望能引起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否决了允许中国交换生留在美国直到中国政府改善其人权记录的立法。尽管做出了这些让步，但布什政府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果。Scowcroft后来回忆起他们的失望：
中国只释放了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之后，整个缓慢的进程明显已经停滞——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回应——来正当化我们缓和非正常关系的行动。我的感觉是，东欧剧烈的动荡：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倒台是主要原因。
1989年秋天，中国人焦急地注视着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的倒台，但直到塞奥塞斯库政权在罗马尼亚的血腥灭亡前中国人显然无动于衷。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当塞奥塞斯库被推翻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都慌了。在我看来，中国领导人从齐奥塞斯库表面上的坚不可摧中得到过极大的安慰。」
李鹏总理在12月的会议上告诉他的美国使者们，在文革期间，中国也曾目睹过类似的爆发。「如果不是我们在6月4日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中国今天的局势会更加动荡。」
- 后记：1999，10年后。
在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前的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和党政官员重新审视并经常修改军事镇压的官方叙述版本。1999年4月，中国人权研究会（政府智囊团）会长朱穆之指出：「如果我们处理天安门危机的方式不正确，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中国就会陷入混乱。人民就会奋起反抗政府。」 他还说：「当时，警察的装备很差，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当时没有橡皮子弹，也没有防毒面具，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他们的枪。」
朱镕基总统在访美期间略带和解的姿态对记者说：「1989年的风波是因为他们想要民主，但不想要法治。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朱镕基在1989年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和平解决了上海的示威活动，也成为中国第一位承认示威者民主愿望的高层领导人。
